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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羊变易历史哲学的改造和运用，使魏源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比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先进性。

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每一种传统儒学理论都是各时代的儒者基于其当下的生活境遇，以其当时的生活内容对一以贯之的儒学原理而作的一种具体的充实，这也就是让儒学传统在具体的历史境域中具有了一种清晰化、条理化的存在形式。如果我们只执守于传统儒学理论本身，那反倒是疏离了儒学传统。

所谓统，即纪，本义是指丝的头绪。其实，从韩愈指明仁义为定名，就可以看出，仁义并无定实，也就是说，仁义的意涵并不能固化为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存在物，而是指示着一种随顺着生活变迁而不断现身的、非现成化的儒家在世方式和到场状态。其实，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近现代的儒者已经开始尝试创发符合现代社会的儒学理论了，其中通过返本开新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儒学就代表着一个现代儒学理论的高峰。因此，尽管各种传统儒学理论曾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足以表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据此而言，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密不可分，一如道器不相离。

所以，就其实质而言，传统儒学理论就是儒学传统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中现身的一种具体的非物质化的实体样态。不仅如此，儒学传统因其非现成化而永远处于待完成的状态，能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可能。下一次夜谈时，梁先漱溟就很高兴地把自己关于乡村建设的主张带给了毛泽东。

朱谦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50年代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该书的核心观点做了集中阐释。抗战之后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国民参政会，全国只有39个委员，毛泽东是其中之一，梁漱溟也是其中一个，他当时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其背后理论支撑即是理性经济人的设定。马克思·韦伯有一个很明确的提法，即现代性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

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面，也大体上得出了与韦伯近似的结论：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遏制了宗教性的追求。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形态。

其次，由一个以农村为中心的国家逐渐变成以城市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这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虽然这也可能有其不足之处，更多地强调物质性力量的一面，道德这方面的注重则可能不够。第二，应当把农村建设成儒家大学校，这个大学校既具有教育功能、议政功能，同时又引进现代科技以改造传统农畜业。实际上奈斯比特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他在《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中提到当代中国的八大支柱，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中国体现了与西方不同的民主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是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也有别于西方现代的。即是说，中国传统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只分职业没有阶级的国家。西方基督徒如果在敬拜上帝的同时敬拜父母，那就是崇拜偶像，是对上帝的大不敬。未来中国文明的制度建设应当立足于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之优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一方面，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通过早期启蒙思潮这一途径来接引的。中国的这样一种价值指向更多地强调的不是说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制约对方，更多地是如何从我做起、追求我这样，你也这样从而达成整体性的和谐。

今天中国有不少人人信仰基督教，这是因为：第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自身的信仰崩溃了。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窑洞夜谈，毛泽东把《论持久战》这一套思想给梁漱溟一讲，梁漱溟特别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抗战中国必胜的道理讲得如此透彻。

天地君亲师其实就对应上述三种途径。您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发展研究，对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自己的一套独特见解。有一次我回答他说：中华文明自古就讲诚信，《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一方面，它的确起着正面的作用，使得人类两三百年以来所获得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此前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现代性只有一个，那么这个现代性绝不是已经在西方生成好的。另一方面，更基本的是，如果过于突出早期启蒙思潮与宋明理学的对立性，在高度肯定早期启蒙思潮的同时，我们该怎样看待宋明理学乃至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 如果从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是个体生命的根源，即父母和祖先。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解决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在今天看到不到任何在现实中得以展开的可能性，因为今天已经将其判定为封建迷信。

当然，在今天看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很多人已经对其提出了批评。综合创新的观念最早是由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间天国与儒家大同之世相近似，马克思主义实现其理想形态的途径则不仅不是只有道德，甚至就不是道德的，而是体现出了高度的物质性力量。接引李大钊的是民彝史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这是儒家思想中自孔孟以来就已经奠定的传统。

这虽然有利于短期的催产，但却极大地损害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中国人认为我之所以是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我具有人形而是因为我具有人的精神，这源于文化的熏陶。面向未来，在儒学的综合创新中最大的挑战恐怕是如何处理价值层面的问题，比如信仰的问题。现在所谓内生现代性的主张，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所体现的逻辑并非如此，它所凸显的并非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东西，其寻找的恰恰是与西方现代性完全一样的东西。

前面已经说过，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超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辛亥革命以来的诸多政党，最终完成了民主建国的任务。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您如何看待他们的相关努力？ 李：梁漱溟先生当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开始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儒学在现代社会中最为凋敝的时候，它的复兴也就事实上已经悄然开始了。

我们的祖先崇拜、为祖先尽孝都是源于这里。第三个是作为类性生命的根源，即作为类的存在，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这个来源就是天地。

找到生命的根源之后，中国文化倡导以感恩戴德、报本反始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根源，即尽孝。郭：您刚才提到一点，您特别不同意那种把西方现成的现代性完全移植过来的观点，我们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特质，但我们之所以在现代性前面加上中国的或者西方的等限定词语，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具有一个普遍性的特质，您认为现代性最根本的普遍特质是什么？    李：这个普遍性的特质肯定是有的。

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有着特殊的渊源。如果和上帝完全平等是僭妄想法的话，那么，就别指望在中国的价值系统中认为子女可以和父母完全平等。西方到了近代的确成为富有侵略性的文明形态，完全是要以武力横行天下，以武力之强大逼迫弱小国家割地赔款，而中国完全不适应这一套规则。其次，作为父母要为子女在德性和事功方面做出榜样。

最通常的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好像这就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论语》中孔子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根据一个英国学者的推算，1820年中国当年的GDP占全球的32.9%。这已经影响到普通大众，最明显的就是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包括杜维明先生、刘述先先生、成中英先生等都是在西方长期留学、并长期执教于美国，对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美国十分熟悉。我相信，中华文明这方面的特质应当在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性制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